问：最近几年，日本对中国展开积极的公共外交，你作为主要执行者，能否谈一下，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

答：所谓的“公共外交”，中国也有，包括很多要素，首先是为自己的国家对外说明政府的政策、做法等；第二是文化交流；第三替自己的国家传播语言：日语、中文，如中国的孔子学院，日本政府则通过国际交流基金会协助日语教育；第四是其它交流，如青年交流……

这就是公共外交包括的内容，必须通过相互交流，才能加深理解。

对于日本来说，中国是相当重要的国家之一。从经济面看，以前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是美国。数年前，日本同中国（大陆和香港加起来）的贸易额已经超过美国，中国是日本的最重要贸易伙伴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日本同美国政治体制相同，两国国民在政治方面相互理解并不难。日本同中国政治体制不同，从这个方面说，相互理解比较难。

有关政治体制，是好、是坏，我不作评论，不是说哪种体制好，哪一种不好。在政治体制方面，中国同日本确实不同，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，从这方面讲，两国国民交流有比较困难的地方。不过，正因为这样，日本应该多向中国说明日本的情况，让中国人理解日本的做法，这种活动是必须的。

问：日本的公共外交由来已久，那么，日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展开积极公共外交的？

答：1972年，日中恢复邦交，日本在北京设立大使馆。此时，正逢中国的文化大革命，日本人同中国人自由地交流是相当困难的。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，中国人接触外国事物、外国人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，我们日本人、外国人同中国人的自由交流开始增加。

以前，大使馆就有文化担当等，而相对能够自由地而广泛地活动是最近的事。日本已经从中国经济发展等各领域认识到，中国对日本的重要性，所以，对中国展开积极公共外交的想法越来越强烈。

问：你有在对中国公共外交第一线的经历，你认为，日本的哪些做法成效比较大？

答：在中国，不管是从好的方面说，还是从坏的方面说，日本都是比较被关注的国家，喜欢日本的人和讨厌日本的人都有。

我在北京日本大使馆的时候，同其他大使馆官员一样都被受到关注，所以，我如果讲什么，都会马上被报纸或网络转载，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。所以，从某种意义讲，我的工作也比较容易做。如果大家都不关注我了，不管我说什么都不关心，就没有效果了。因此，我非常积极地跟中国媒体对话，很多发言都被中国媒体登载。

如果在中文网站的“百度”或Google上输入我的名字，能检索出1万多条。我的同一个发言会被很多网站转载。而在我去之前，基本上是没有这种事的。

从网络看，我感到日本大使馆很受中国人关注，所以，应更好地利用它，使我的发言让更多的人关注。我认为，这是比较成功的。

不过，不太理想的是中国人对日本存在的偏见、误会还是很多，当然对过去战争的记忆还存在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，但是，对现在的日本还存在很大的误会，对于这点，我感得很遗憾。

但是，这种误会只是依靠网络上转载我的发言是没法解决的。如果我不花上3个小时诚恳地对人进行面对面交流是不会有效果的。不过，中国有13亿人口，我要对每个人都进行3小时面对面交流，实际上，这是做不到的。
所以，我认为，应当让更多的日本人去中国，中国人来日本，亲眼看看日本，这样的交流活动应当增加。

问：你在担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公使期间，与以往外交官不一样，自动同中国媒体记者、大学生等接触、交往，有没有感到压力？

答：尽管有压力，但我感到很愉快。中国人很亲切、友好。当然这也是我的重要工作，无论是中国，还是日本，对我都有这种期待。正因为非常愉快，我很想在中国再待一段时间。

问：在你之前，日本的外交官很少主动同中国的记者、大学生接触和交往，这是什么原因？

答： 外交官想去中国的大学，中国有关方面和大学都很慎重的，既要作接待的准备，又需要各种手续。以前，中国有这种要求的人很多，最近，这样的人减少了。

问：中国、日本都有研究对方的机构，双方媒体都报道对方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，你认为双方是否了解对方？

答：一般的中国国民对中国媒体、研究者发表的文章能理解。不过，从结果来看，中国国民并没有全面地理解日本。比如说，日本人的精神生活、宗教是怎么一回事，这样的信息在中国几乎没有。日本有佛教、神教、基督教等宗教，日本人过着什么样的宗教生活，中国没有详细的报道。

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仍然是中国对日本存在许多误会，中国人因对日本人的精神世界理解不够，产生了一些摩擦。我听到许多说法，如在中国是比较难以讨论宗教问题的，这是中国记者说的。当然这也不是全面的。

另外，有关日本的战后和平政策，中国人虽然承认，但究竟怎样，报道得不全。比如，从某种程度上讲，中国人知道日本有宪法第9条。宪法第9条是和平宪法、和平主义，至于是如何运用的中国没有报道。譬如说，战前、战中，日本军队在中国随随便便，国民没有对其进行任何限制。现在，日本反省这些，制定了许多新制度，建立了新的日本，这些中国人还不了解。

我听说，中国政府高层和百姓担心日本还存在军国主义。我认为，这是一种误会，但现在这种误会在中国还存在。

有关日本战后的和平政策，中国只是用短篇幅文章报道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，实际上就是不报道。我和“凤凰卫视”商量，2007年“凤凰卫视”来日本，采访了防卫省和自卫队。我在北京帮忙，向中国人介绍日本的防卫省和自卫队。

另一方面，如果中国解放军也能更加开放地接受各种采访的话，那就好了，日本人也能了解中国的防卫。所以双方应该更加增强理解，相互合作。

在日本，有许多研究中国的研究会，学者可以自由参加，大学院院生（研究生院研究生）可以参加，日本研究者、在日本的中国研究者、来日本留学的研究者等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参加，交纳会费，交换意见，这就是学会的一种类型。

而中国的学会同日本、美国、欧洲的学会有些不同，日本人有的時候不能作爲会員参加，在日本的中国研究者不能作爲会員参加。希望今后能够开放地运营。

中国学者同日本交流还不够、信息也少，特别是地方。我去许多地方大学，那里虽然有日本研究所，没有钱订日本报纸，同日本交流的经费也不足，得到允许可以看日本NHK卫星电视，却没有经费，也就没有日本的新信息。这些人建立了日本研究所，希望日本政府、日本国際交流基金会能够给予援助。我求助于日本政府，要求给予更多的援助，在尽可能的范围内，使用ODA，捐赠书籍、NHK收视设备，必须增加更多的交流。在此之上，今后要改善研究者同日本的活动和做法。

问：日中两国媒体是让本国国民了解对方的重要渠道，你认为，两国媒体在促进日中关系方面，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？

答：不论在日本，还是中国，都应该有更加妥当的报道。

最近，我读了一本中国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的<<世界華文传媒年鉴>>。2005年秋天，在武汉召开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，约有200家海外中文媒体参加。美国《侨报》总编刘晓东说，为了确保报道的客观性，报道中不使用含价值观的表达方式、语句；报道中不记载价值观判断；注意报道的公正；应该理性地评论。中国的媒体与其说报道，还包括价值观判断这样的事，报道日本时会用一些脏话。我希望今后不要再有这样的报道。

在一个座谈会上，北京的一个大学教授说，中国媒体可以批判日本，但是，却不这么批判俄国、德国、法国，而经常批判美国和日本，

关于日本的媒体，我也想说一个感想。日本记者、专门报道中国的记者，写了各种各样有关中国的文章和书，去日本的书店，可以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书。记者的工作是应该是客观地报道对方。我不是记者，我的本职工作是随时都要考虑到协调和说明日中关系。普通日本人到书店，看了记者写的书，并不能产生同中国合作的心情。日本记者写了中国的许多问题，有时反而让普通日本人对中国更加冷漠。

日本应该写这样的书，让普通日本人看了后，感到必须更加同中国合作，如果同中国合作，中国就能改变，对日本也有好处，应该让普通日本人产生这样的心情。在这里，我并不是在报怨日本记者，客观地报道对方是记者的工作。不过，我去书店看了书后，总感觉少点什么。

我在北京的时候，经常委托日本记者办事。他们经常去大使馆，一起议论日本的事。中国记者，特别是年轻记者同日本人谈了许多事，来大使馆希望告诉他们有关日本的事情。我当然接待他们，但我一个人是不够的，光大使馆也是不够的。

站在大使馆的立场上，作为个人意见，我们是需要自律的，日本记者很清楚日本的事情，希望他们接受采访。我只要委托的话，日本的通讯社，特别是共同通讯社很积极，他们接受中国通讯社的采访，接受“凤凰卫视”采访等等。我很感谢共同社。

不接受采访的报社也有，问他们为什么拒绝？他们说，这不是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工作是报道。我认为，他们的说法也对，当然不能批判他们。大家都要为社会作贡献，比如说，电器、汽车厂家作为社会贡献，捐款、给中国捐款，这也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，只是为社会作贡献而已。报社记者作为社会贡献，让日中两国相互理解，难道这样做不好吗？这是我想对日本记者说的。

问：日本对中国展开公共外交，同样中国对日本也有公共外交，你有公共外交主要执行者的经验，你认为，今后两国公共外交的主要课题是什么？

答：不管怎么说，日本同中国国情不一样的，对日本来说，对华的公共外交是要让对方全面了解日本，为此，日本更应该加强同中国的交流，让中国人了解日本的各方面。

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许多中国人一直在中国，从未来过日本的时候，特别讨厌日本。如果来过一次日本的话，发现看到的日本和想像中的日本不一样。我接触过来过日本的中国人，回去以后，几乎没有讨厌日本的，他们都变了。

所以，他们在中国的时候，可能听到的都是关于日本不好的报道，这是需要改善的地方。对日本来说，这也是一个课题，为此，要发挥媒体的作用。

譬如说，《岩松看日本》电视节目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，第一次用八个小时清楚地介绍了日本。我同白岩松接触过几次。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节目，今后这样的节目应该增加。我很感谢白岩松先生。水均益先生采访安倍首相和福田総理，我也同他交流过，给予很多的合作。

对中国来说的课题，是中国今后如何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，这是日本人所关心的，对此，中国需要作很好的解释，比如说，日本人对最近20年中国军费，每年按2位数、10%以上地增加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日本人抱有疑问。

我觉得，中国应该对日本人做出能够理解的解释，这样做比较好。中国还从来没有对军费透明度、中国军队透明度等问题，做出过解释。安倍首相接受采访时，也提到过这个问题。

此外，还有贫富差距等问题，中国政府如何解决，我们不是很清楚。我并不想干涉内政，中国方面应该给日本人一个容易理解的解释比较好，正因为日本人想了解中国，才想知道这些问题。

发生了问题，需要有解决的方法。对日本、欧美来说，应该在保障人权基础上解决问题，但事实上中国是这样做的吗？外国媒体抱有怀疑，对此，外国媒体经常报道，日本人也相当关心。但这并不是公共外交的事，而是中国国内制度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