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片说明：井出敬二介绍日本的民间外交。

 

 

 

2008年6月29日，在大连召开的“纪念日中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”座谈会上，两国专家学者和外交官指出，不要把民间交流局限于友好人士和团体，应当扩大到社会各阶层、特别是非友好人士，这样才能推动两国民间外交朝更深、更广的方向发展。

这次会议是由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、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东亚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，邀请中国的日本问题专家学者和日本的外交官、民间友好交流财团的负责人，以民间外交对日中关系影响为题，探讨日中两国在新形势下开展民间外交的新思路。

以大国姿态对待纠纷

 座谈会是由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所长宋成有教授主持，日本外务省大臣官房参事官井出敬二和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、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中方委员汤重南教授作主题演讲。他俩提出的共同观点是，无论是民间外交，还是民间交流，不要只盯着友好人士，每次开会、举办活动都是几张老面孔，应当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次，让更多的人参加交流，这样才能促进两国国民的相互理解。

此外，从事民间外交、民间交流，两国民间团体都应当筹集资金，建立交流基金会，资助各种交流活动。日本已经建立了国际交流基金会等，而中国这样的基金会比较少，从而影响了民间外交、民间交流的质量。

汤重南教授的演讲是从历史的角度论述民间外交、民间交流。他认为，民间交流是日中关系的先导和基础，尽管两国的政府外交、政治关系会有中断的时候，而民间交流是不会中断的，因为这种交流使双方都能获利。

他说，从历史上看，日中民间交流有5次高潮，前3次是日本“以华为师”，全面吸收中国先进的文化，主流是友好往来，中国为主体。日本吸收了中国先进文化，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丰厚的回报。

从第4次高潮的1898年起，中国则“以日为师”，通过日本积极吸收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文教、科技。在清末民初形成以中国人留日学习为主要标志的中日文化交流热潮，其延续时间之长，赴日人数之多，涉及学科之广，均为世界史上所罕见。留学生为祖国引进先进科学，介绍新思想、新文化，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和先锋，为社会进步起到促进作用。

他强调，从古代、近代中日关系史看，既有正面的经验，也有沉痛的教训，如果双方认真汲取这些经验教训，就能为今后日中关系发展提供历史依据。

在谈到今后如何推进民间外交时，汤教授认为，日中双方应采取有效的措施、务实的办法，正视中日结构性矛盾，互相理解、互相合作，以大国姿态对待两国之间的纠纷，理解对方的解释。

汤教授指出，中国在对日研究方法上，首先应确立研究的原则，那就是客观、公正、理性、实事求是，尊重客观事实，不说反科学的话，不做迎合社会思潮违心的事；要立足现在，面向未来，敢于提出向对方学习的口号。

发挥NGO作用

井出敬二曾经担任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公使衔的新闻文化中心主任，在2004年2月至2007年7月期间，专门从事对华公共外交，同中国官方机构和民间团体合作，开展文化、教育、青少年等交流活动，比较熟悉两国的民间交流现状。

他演讲的重点是在两国的民间外交、民间交流中，如何发挥NGO（非政府组织）、NPO(非营利团体）的重要作用。井出指出，现在，世界的一个潮流就是朝市民社会发展，中国称之为“公民社会”和“民间社会”。在外交、环境、人权和裁军等领域，市民通过成立NGO进行活动，以同政府对话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。如何同NGO合作，同其保持什么样的关系，这是各国政府正在研究的课题。

他说，随着全球一体化，人、物、资金、信息等积极流动，如企业投资、学生留学、劳动者移民等，特别是中国充分利用全球一体化发展经济，同海外交流。与此同时，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产物，就是破坏环境、扩大贫富差距。在今年即将召开的G8峰会以及胡锦涛主席也参加的首脑扩大会议上，地球环境问题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。在环境领域，政府同NGO的对话，合作是相当重要的，日本的NGO也积极参与日中两国在植树造林等环境领域的合作。

据井出的介绍，日本外务省是相当重视同NGO的关系，专门设立NGO担当大使一职，在各个领域同NGO合作，日本政府提供ODA援助要得到日本国民的理解。从这个观点出发，政府在提供ODA时，必须同日本的NGO合作。外务省为了强化同NGO对话，从1996年起，召开NGO外务省定期会议。2002年，设立日本NGO无偿支援资金协力、草根技术协力的项目。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ODA时，都同两国的NGO合作。

井出还表示，企业也是承担民间交流的中坚力量之一。在日本，企业相当注重社会责任，许多日资企业在中国积极开展对社会作贡献活动，主要在教育、环保、文化交流、福利等领域。

他建议，作为日中民间外交、民间交流的课题，应当确立从事交流活动民间组织的法律地位问题。另外，民间组织运营也要透明化，公开资金用途等。在筹集活动经费方面，企业和市民应当从社会贡献方面去考虑。中国民间组织应当普及收会费制度。

建立交流基金会

在这次日中座谈会上，双方代表在发言中都提到民间外交、民间交流不是友好人士的专利，要扩大到社会各层次，特别是要扩大到非友好人士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胡澎博士说，让非友好人士参加民间交流活动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，他们对中国看法的转变带给社会影响是很大的。

胡澎举例说，她曾经接待一个右翼团体，这些人刚到中国时，口气相当傲慢，先不管三七二十一批评中国一番。可是，他们通过参观考察，对中国有了实际了解以后，口气慢慢变软了。

离开中国时，该团体负责人客气地说：“看样子是我们错了，现在看到的中国同我们以前想像的中国不是一回事。”

她还举例说，去年，她给一个由日本自卫队退役海佐、空佐组成的访华团当翻译。这些人因职业的缘故对中国看法比较负面，有的人甚至做好被中国公安当局逮捕的准备。不过，他们通过一周的访问，对中国的看法完全变了。

在北京，一名退役海佐让街头书法家题词，对方看了他秃发谢顶的头，写下“绝顶聪明”四个大字。这名海佐拿了这张一句双关的条幅高兴得合不上嘴，连声说：“写得好，写得好。”

回日本前，访华团成员都有点恋恋不舍，当初那名作好被中国公安局逮捕的空佐诙谐地说：“如果北京公安局把我逮捕就好了，我就可以在中国多待几天了。”

胡澎认为，有些日本人之所以对中国不友好，原因是对中国实际情况不了解。他们只要通过民间交流，到中国走一走、看一看，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后，看法是会转变的。所以，日中两国都应该把民间外交、民间交流扩大到非友好人士，只有通过了解，才能理解对方。

大连民族学院外语学院副院长徐冰教授曾经留学日本，获得东京大学博士学位，在留学期间就从事两国的民间交流活动。他认为，日中民间交流不能光凭满腔热情，还要讲究方法，理解对方，否则，就会适得其反。

徐冰教授举了两个正反面的例子。正面例子是，日本有一对老夫妇热衷于在中国日语教育。两人先在日本募集资金，再到中国教日语，几年下来，有1500多名中国学生。不过，他俩在同中国处事仍然按日本人的思维方式，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打交道，总是按日本的规矩，因此，经常跟对方吵架，弄得不欢而散，好心也办不成好事。

他举得另一个例子是正面的，石川县金泽市日中友友好协会古贺会长通过访问中国，同中国人接触，了解了中国情况，理解中国人的为人处事。因此，他经常率金泽市的民间代表团访问大连，事先向成员们介绍中国人的特点，使得双方在交流中相当融洽，取得很大的成果。古贺本人被大连市政府授予名誉市民的称号。

在座谈会上，一些与会者建议，现在，中国经济发展了，企业得益于民间交流的成果，通过日中经贸往来获利甚丰，所以，也应当有回报，要积极参与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活动，像日本企业那样为民间外交提供经费。另外，中国在研究日本时，应当明确区别战前、战后的日本，对日本战后63年的民主化、经常高速成长过程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，不能相互对垒，应该相互理解，中国要学习日本战后的经验。